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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发展简史开放分类： 数学 社会
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数学发展史，都不难发现，华夏祖先们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奋斗的汗水。中国数学起源于上古至西汉末期，中国数学的全盛时期是隋中叶至元后期。接下来在元后期至清中期，中国数学的发展缓慢。就在中国数学发展缓慢的时候，西方数学已大跨步超前，于是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数学发展的合流期，这一时期约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间。近代数学的开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目前在世界数学的赛场上已处落后地位，然而，路遥识马力，今后鹿死谁手，仍然未可知。
目录
1 起源
2 发展繁荣时期
3 全盛时期
4 缓慢发展时期
5 中西合流期
1 起源
2 发展繁荣时期
3 全盛时期
4 缓慢发展时期
5 中西合流期
6 现代数学开端
7 建国后的发展
8 古代成就
9 相关词条
10 参考资料
翻开任何一部中国数学发展史，都不难发现，华夏祖先们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奋斗的汗水。中国数学起源于上古至西汉末期，中国数学的全盛时期是隋中叶至元后期。接下来在元后期至清中期，中国数学的发展缓慢。就在中国数学发展缓慢的时候，西方数学已大跨步超前，于是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数学发展的合流期，这一时期约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间。近代数学的开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目前在世界数学的赛场上已处落后地位，然而，路遥识马力，今后鹿死谁手，仍然未可知。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起源
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约公元约前580~约前500年）有这样一句名言：“凡物皆数”。的确，一个没有数的世界不堪设想。
今天，人们对从1数到10这样的小事会不屑一顾，然而上万年以前，这事可让人们煞费苦心。在7000年以前，他们甚至连2以上的数字还数不上来，如果要问他们所捕的4只野兽是多少，他们会回答：“很多只”。如果当时要有人能数到10，那一定会被认为是杰出的天才了。后来人们慢慢地会把数字和双手联系在一起。每只手各拿一件东西，就是2。数到3时又被难住了，于是把第3件东西放在脚边，“难题”才得到解决。
就这样，在逐步摸索中，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混混沌沌的世界中走出来了。
先是结绳记数，然后又发展到“书契”，五六千年前就会写1~30的数字，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祖先们不但能写3000以上的数学，还有了加法和乘法的意识。在金文周《※鼎》中有这样一段话：“东宫乃曰：偿※禾十秭，遗十秭为廾秭，来岁弗偿，则付秭。”这段话包含着一个利滚利的问题。说的是，如果借了10捆粟子，晚点还，就从借时的10捆变成20捆。如果隔年才还，就得从借时的10捆涨到40捆。用数学式子表达即：
10+10=20
20×2=40
除了在记数和算法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外，华夏民族的祖先还开始把一些数字知识记载在书上。春秋时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修改过的古典书籍之一《周易》中，就出现了八卦。这神奇的八卦至今在中国和外国仍然是人们努力研究和对象，它在数学、天文、物理等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低估和作用。
到了战国时期，数学知识已远远超出了会数1~3000的水平。这一阶段他们在算术、几何，甚至在现代应用数学的领域，都开始了耕耘播种。算术领域，四则运算在这一时期内得到了确立，乘法中诀已经在《管子》、《荀子》、《周逸书》等著作中零散出现，分数计算也开始被应用于种植土地、分配粮食等方面。几何领域，出现了勾股定理。代数领域，出现了负数概念的萌芽。最令后人惊异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策论”的萌芽，对策论是现代应用数学领域的问题。它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的活动中，是否存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等问题。这一数学分支是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才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公元前360~前330年）就提出过“斗马术”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内容，正反映了对策论中争取总体最优的数学思想。“斗马术”问题说的是，齐威王要和大将田忌赛马，他们每人各有上、中、下等马各1匹，田忌那3匹马比起齐威王的来，都要略逊一筹，如果用同等级的对应较量法，田忌必输无疑，田忌为此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孙膑从旁点拨，田忌用了孙膑的办法，以2:1取胜齐威王。
孙膑用的是什么方法呢？请看下面的示意图：
田忌 齐威王
上等马 上等马
中等马 中等马
下等马 下等马
看到这，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先实在是很聪明吗？
当历史推进到秦汉时期，祖先们不再往骨头上刻字了。他们把需要记的事都用毛笔写在竹片上、木片上，这种写了字的竹、木片被称为“简”或“牍”。这种简或牍以西汉时期的流传下来最多。
从那些汉简中，我们发现，秦汉时期在算术方面乘除法算例明显增多，还出现了多步乘除法和趋于完整的九九乘法中诀。在几何方面，对于长方形面积的计算以及体积计算的知识也具备了。
这个时期最值得一提的，要算是算筹和十进位制系统了。有了它们，祖先们就不再为没有合适的计算手段而发愁了。在我国古代，直到唐朝以前，一直用着这一套计算系统。
算筹的确切起源时间至今还不清楚，只知道，大约在秦汉时期，算筹已经形成制度了。
要明白算筹是怎么回事，先得知道什么叫筹。筹就是一些直径1分、长6分的小棍儿，这些小棍儿的质料有竹、木、骨、铁、铜等。它们的功用同算盘珠相仿。目前，筹的实物已出土多批，1971年在陕西千阳县出土的一座长方形男女合墓中发现，那具男尸的胯部系着一个丝绢带囊，囊内装有一把骨筹。1980年在石家庄南郊出土的一批早期骨筹，也是挂在死者的腰部。由引可见，算筹在汉代知识分子中已经通用。关于如何使用筹，根据记载是这样的：在计算时，将筹摆于特制的案子上，或随便摆放都可。对于5以下的数字，是几就放几根筹，而对6~9这4个数字，则需要用一根横放或竖放的算筹当5，余下的数则仍是有几摆几根算筹。
为了计算方便，古人规定了纵横表示法。纵表示法用于个、百、万位数字；横表示法用于十、千位数字，遇到零时，则空一位。
十进位制系统，正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逢十进一法。就是说，对正整数或正小数而言，以十为基础，逢十进一，逢百进二，逢千进三等等。十进位制系统的产生，为四则运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发展繁荣时期
中国数学发展繁荣时期大约在西汉末期至隋朝中叶。这是中国数学理论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高峰的标志就是数学专著《九章算术》的诞生。至少有1800年的《九章算术》，其作者是谁？由谁编篡？至今无从考证。史学家们只知道，它是中国秦汉时期一二百年的数学知识结晶，到公元1世纪时开始流传使用。
这本书全书共分为九章：
①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
②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
③衰分（分配比例的计算方法）。
④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
⑤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
⑥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方法）。
⑦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也涉及能够用这种解法处理的其他类型问题）。
⑧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
⑨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问题的解法）。
全书收录了246道数学应用题，每道题都分为问、答、术（解法。有的一题一术，有的一题多术）三部分，而且每章的内容都与社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本书的诞生，不仅说明中国古代完整的数学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在世界上，当时也很难找到另一本能同媲美的数学专著。
在这一数学理论发展的高峰期，除了《九章算术》这部巨著之外，还出现了刘徽注的《九章算术》以及他撰写的《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作者不详）、《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和祖冲之的《缀术》等数学专著。
这一时期，创造数学新成果的杰出人物是：三国人赵爽、魏晋人刘徽和南朝人祖冲之。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全盛时期
中国数学的全盛时期是隋中叶至元后期。
任何一个国家科学的发达，都有离不开清平开明的社会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从隋朝中叶到元代末年，由于统治者总结了历代王朝倾覆的教训，采取一系列开明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而作为科学技术一部分的数学，也在此时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数学教育的正规化和数学人才辈出，是最主要的特点。
隋以前，学校里的教育并不重视数学，因此，没有数学专业一说。而到了隋朝，这一局面被打破了，在相当于大学的学校里，开始设置算学专业。到了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添设了算学馆，其中博士、助教一应俱全，专门培养数学人才。这时，数学教育的受重视，还反映到了选官问题上。据古书《唐阙史》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唐代有个大官，名叫杨损。他让手下的人推荐一个优秀的办事员加以提升。手下的人经过千筛百选，最后剩下两个人时，拿不定去掉哪一位好。因为这两个办事员各方面的条件太一样了：职位相同，“工龄”一样，评语类似……选谁好呢？没办法，只好把矛盾上交了。杨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费了不少心思，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出一道数学题来考考他们。他对这两位候选人说：“作为办事员，职业决定你们应该有算得快的能力，我出一道题，谁先答对就提升谁。”后来，先答对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升迁，而另一个人也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原位。由此可见，唐代对数学的重视程度。
有了数学专业。就少不了好教材。这个时期，有唐朝数学家李淳风（？~公元714年）等人奉政府的命令，经过研读、筛选，规定出了国子监算馆专用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名叫《算经十书》，全套共十部：《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和《缉古算经》。
对这套专业教材，国子监还规定了学习年限，建立了每月一考的制度。数学教育从这时开始走向逐步完善。
在日趋完善的数学教育制度下，涌现出了一代名垂青史的数学泰斗，他们是：王孝通、刘焯、一行、沈括、李冶、贾宪、杨辉、秦九韶、郭守敬、朱世杰……
科学历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当时中国的数学水平很快引起了朝鲜、日本的注意，他们开始往中国派留学生、书商。经过一段学习，在算法引进了关于田亩、交租、谷物交换等知识；在办学中吸取了国子监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由此看来，在这一阶段，中国已处于世界数学发展的潮头。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缓慢发展时期
接下来在元后期至清中期，中国数学的发展缓慢，和上面讲的数学盛世相比，这一阶段几乎黯然失色。
从宋朝末年到元朝建立中央集权制，中国大地上烽火连年，科学技术不受重视，大量宝贵的数学遗产遭受损失。
明朝建立以后，生产曾在一个短暂时期里有所发展，但马上又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走向了衰落，直到清朝初年才缓过一口气来。
处在这样一种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环境中，数学跌入低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世界发展的潮流历来是不等人的，乘中国数学衰落的功夫，西方数学悄悄地追上来，并且反过来渗透进中国。
当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候，为了寻求发展，天主教传教士、海盗、商人纷纷涌进中国。他们除了从中国带走了原料、市场、廉价劳动力，也带来了一些文化知识。
16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中，以意大利人利玛窦（公元1552~公元1610年）影响最大。在1583~1599年，当他活动于中国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时，结识了不少中国著名学者，如李贽、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这些人正处于不满空谈理学，渴望富国强兵的思想状态中，为此他们迫切希望世界上的最新科技成果。而利玛窦的到来，无疑是起了一拍即合的作用。
利玛窦与徐光启和李之藻分别合译了两部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同文算指》。
其中《几何原本》文字通俗，很少疏漏。尽管当时原著中的拉丁文没有现成的中国词汇可对照，但是徐光启仍是克服困难，创造出许多恰当的译名，使全书达到信、达、雅的水平。
从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合译专著开始，西学东渐的势头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时期中国自己的数学“特产”是什么呢？是珠算。
在隋唐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改进筹算上打主意了。他们想办法简化筹算方法、编口诀……然而，在迅速发展的数学领域中，筹算法必然会被其他算法所代替。
元朝末期，小巧灵便的算盘出现了。人们看着这计算简捷、携带方便的新工具欣喜异常，甚至有人把它编到了俗语、诗歌、唱词中。
算盘的出现，很快就引出了珠算口诀和珠算法书籍，16、17世纪，在中国大量的有关珠算的书籍中，最有名的是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珠算普及以后，筹算便自动销声匿迹了。
就在中国人发明珠算后不久，1642年，19岁的法国数学家巴斯加（公元1623~1662年）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目前，虽然世界已进入了计算机时代，然而珠算仍有它的一席之地。有人试过，在加减法运算中，它的速度甚至超过小型计算器。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中西合流期
在中国数学发展缓慢的时候，西方数学已大跨步超前，于是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中西数学发展的合流期，这一时期约为公元1840年~1911年之间。
前面讲到，16世纪前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一些新的数学知识。尽管有些洋人怀有个人目的，但不管怎么说，新知识能传进来，这对中国的数学进展总是有好处的。然而，1723年清朝雍正皇帝登基时，有人就提出大批传教士在华，对他们的统治不利。皇帝一想，也是。于是马上下令，除了少数在中国编制新历法的外国人之外，其他传教士一律不留。
这一命令产生的后果是，在以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数学知识也很难“进口”；中国数学家只好把眼光从学习西方新知识，转回到研究自己的旧成果了。
古代数学回光返照的局面没持续多久，鸦片战争失败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进来瓜分中国，中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了维护腐败的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这时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作为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引进西学、兴办工厂、学校等活动，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奠定了近代科技、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基础。
当1894年“洋务运动”以军事失败而告终时，工厂、铁路、学校却保留了下来，科技知识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了开来。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中西合流。所谓中西合流，并不是全盘西化，数学工作者们在研究传统数学的同时吸收新的方法，一时间，出现了人才济济、著述如林的好势头。
这时，中国数学家在幂级数、尖锥术等方面已独立地得到了一些微积分成果，在不定分析和组合分析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绩。然而，即使是这样，在世界的同行们之中，中国也仍然没达到领先的地位。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现代数学开端
近代数学的开端主要集中在公元1911年~1949年这一时期。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数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派出大批留学生，创办新式学校，组织学术团体，有了专门的期刊，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数学研究阶段。
从1847年，以容闳为代表的第一批学生出国后，形成了一个出国留学的高潮。当时出国留学人数每年要达到数千人之多，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中国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现代科学队伍。
早期出国留学的人中，学数学的人不多，其中做出突出成就的有：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周炜良、许宝、华罗庚、林家翘等人。
这样一批海外学子归来之后，在科研、教育、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有了新转变。
科研上，1949年以前共发表652篇论文，尽管数量不多，范围也仅限于纯数学方面，但是其水平却不低于世界上的同行们。要知道，就是这点微薄的成果还是在克服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难以想象的困难下取得的。
教育上，建立了正规的课程设置，数学的学时多于文科，对教科书也进行了更新。到1932年为止，中国国内各大学已有一支约155人的数学教师队伍，可以开5至10门以上的专业课。
学术交流上，1935年7月成立“中国数学会”，创办《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1932年至1936年召开的第9、10次国际数学会议，中国均有人参加。这时，应邀到华讲学的各国数学家也纷至沓来，给过去闭关自守的数学领域，带来了现代的气息。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建国后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虽然正处于资金匮乏、百废待兴的困境，然而政府却对科学事业给予了极大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2年7月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接着，中国数学会及其创办的学报恢复并增创了其他数学专刊，一些科学家的专著也竞相出版，这一切都为数学研究铺平了道路。
解放后的18年间，发表论文的篇数占解放前总篇数的3倍多，其中不少论文不但填补了中国过去的空白，有的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正当数学家们奋起直追，力图恢复中国数学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社会失控，人心混乱，科学衰落。在数学的园地里，除了陈景润、华罗庚、张广厚等几个数学家挣扎着开了几朵花，几乎是满目凋零，一片空白。
当10年政治灾难过去之后，人们抬头一看，别的国家数学研究早已是高峰迭起，要想追上又需花费不少力气。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和坚韧不拔的耐力。浩劫以后，随着郭沫若先生那篇文采横溢的《科学的春天》的发表，数学园地里又迎来了万物复苏的春天。1977年，在北京制订了新的数学发展规划，恢复数学学会工作，复刊、创刊学术杂志，加强数学教育，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尽管中国目前在世界数学的赛场上已处落后地位，然而，路遥识马力，今后鹿死谁手，仍然是个“x”。
中国数学发展简史 - 古代成就
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中，祖先摘到的金牌足可以开一座陈列馆，这里只开一个“清单”，使读者有一个直观印象。
（1）十进位制记数法和零的采用。源于春秋时代，早于第二发明者印度1000多年。
（2）二进位制思想起源。源于《周易》中的八卦法，早于第二发明者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公元1646~1716）2000多年。
（3）几何思想起源。源于战国时期墨翟的《墨经》，早于第二发明者欧几里德（公元前330~前275）100多年。
（4）勾股定理（商高定理）。发明者商高（西周人），早于第二发明者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550多年。
（5）幻方。我国最早记载幻方法的是春秋时代的《论语》和《书经》，而在国外，幻方的出现在公元2世纪，我国早于国外600多年。
（6）分数运算法则和小数。中国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出现在《九章算术》中，它的传本至迟在公元1世纪已出现。印度在公元7世纪才出现了同样的法则，并被认为是此法的“鼻祖”。我国早于印度500多年。
中国运用最小公倍数的时间则早于西方1200年。运用小数的时间，早于西方1100多年。
（7）负数的发现。这个发现最早见于《九章算术》，这一发现早于印度600多年，早于西方1600多年。
（8）盈不是术。又名双假位法。最早见于《九章算术》中的第七章。在世界上，直到13世纪，才在欧洲出现了同样的方法，比中国晚了1200多年。
（9）方程术。最早出现于《九章算术》中，其中解联立一次方程组方法，早于印度600多年，早于欧洲1500多年。在用矩阵排列法解线性方程组方面，我国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早1800多年。
（10）最精确的圆周率“祖率”。早于世界其他国家1000多年。
（11）等积原理。又名“祖暅”原理。保持世界纪录1100多年。
（12）二次内插法。隋朝天文学家刘焯最早发明，早于“世界亚军”牛顿（公元1642~1727）1000多年。
（13）增乘开方法。在现代数学中又名“霍纳法”。我国宋代数学家贾宪最早发明于11世纪，比英国数学家霍纳（公元1786~1837）提出的时间早800年左右。
（14）杨辉三角。实际上是一个二项展开式系数表。它本是贾宪创造的，见于他著作《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后此书流失，南宋人杨辉在他的《详解九章算法》中又编此表，故名“杨辉三角”。
在世界上除了中国的贾宪、杨辉，第二个发明者是法国的数学家帕斯卡（公元1623~1662），他的发明时间是1653年，比贾宪晚了近600年。
（15）中国剩余定理。实际上就是解联立一次同余式的方法。这个方法最早见于《孙子算经》，1801年德国数学家高斯（公元1777~1855）在《算术探究》中提出这一解法，西方人以为这个方法是世界第一，称之为“高斯定理”，但后来发现，它比中国晚1500多年，因此为其正名为“中国剩余定理”。
（16）数字高次方程方法，又名“天元术”。金元年间，我国数学家李冶发明设未知数的方程法，并巧妙地把它表达在筹算中。这个方法早于世界其他国家300年以上，为以后出现的多元高次方程解法打下很好的基础。
（17）招差术。也就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方法。从北宋起中国就有不少数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到了元代，朱世杰首先发明了招差术，使这一总是得以解决。世界上，比朱世杰晚近400年之后，牛顿才获得了同样的公式。
我国科技发展陷于停滞是哪个朝代
1、经济上：在中国,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
2、政治上：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封建势力强大,而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封建国家重农抑商；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
3、文化上：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束缚百姓.
4、社会：农民受剥削重,极端贫困,无购买力；地主和商人赚钱买房置地,影响扩大再生产.
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作者:akaaaa 发表时间: 2007/06/12 11:53
为什么曾经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会从十四世纪开始就逐步的落后于世界？为什么中国会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一种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以至于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与世界先进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说，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都在这方面不断的进行思考与求索；总结出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十分值得借鉴与深思。但同时需要看到，这些看法与理论也都存在着一些片面、缺陷与不足。多是从单一视角看待问题，没有能够把握问题的全部内在与其深层因素。因此，本人写这篇文章的中心，也就是要梳理这些观点加以综合，力求做出一个更为客观全面历史的结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以来，直至130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被欧洲赶上；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生产力一直大大领先于欧洲和全世界。而即使是在这以后的五百年里直到18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反思，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究竟是怎么落后的？因此，就让我们将中国的历史，从头说起。
秦汉以来至唐宋时代一千多年的强盛，是与中国那个时代开放包容的对外交往政策与民族精神文化意识分不开的。正是那种“天容万物，海纳百川”的博大民族胸怀，使中华民族由于不断吸收外来民族优秀的文化营养与新鲜血液，而不断保持旺盛的文明生命力与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文化，并正是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不断保持领先的、最为重要的人文精神物质基础。而促使中华民族放弃这一开放意识，最终走向闭关锁国境地的原因：就是一场发生在中国公元8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安禄山叛乱”，也就是史称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其人，系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刚开始在唐军中只是一名下级军官。由于当朝宰相李林甫（就是因为他，后人发明了“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出于为了保住自身地位的目的，而向那位抢了自己儿子老婆杨玉环（杨贵妃）的“唐明皇”李隆基建议重用出身少数民族的军事将领；理由是：少数民族将领没有文化，比较忠诚可靠；李林甫的真实目的其实是因为少数民族将领没有文化，不能抢他的宰相之位。而正是他的这一政策，使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等一批人后来成为唐朝拥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也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百年民族屈辱，埋下了千古的祸根。由于为了镇压“安禄山叛乱”，唐朝各地的藩镇都大规模的扩充军备，从而形成了许多力量十分强大的地方割据军事集团。他们不听中央号令各自为政，使唐王朝的疆域，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使中央与地方形成了军事对峙的严重局面。而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唐朝后来又勉强将主权归于统一，但是终因难以恢复元气，而无力彻底解决藩镇问题，被后来的“黄巢起义”给予了致命的一击。而这时，从来没有真正解决掉的藩镇问题，就彻底的将李唐王朝埋葬掉了。应该说，藩镇制度是唐王朝灭亡的致命病因，而“安禄山叛乱”是这一至病因的关键诱因。
应该指出，“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影响之深远，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对那个时代本身的影响。而这场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对封建帝王统治的稳定与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这一缺陷，促使唐亡以后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建立起抑制军事力量、尤其是遏制高级将领权力的国家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使宋朝军事力量长期积弱，无力应对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只能一味的依靠巨额的“岁币”来换取苟延残喘的和平；然而，繁荣的经济不能支撑永远的和平：没有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宋王朝，终于被北方的蒙古铁骑所灭亡。
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灭亡宋朝，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因为，虽然秦汉唐宋历朝历代都面临北方游牧骑兵的威胁；但以前的匈奴、五胡乱华、突厥及至契丹、女真等时期，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的威胁虽然也很严重，但都从来没有把中原农耕文明彻底征服过。而蒙古人的入侵与征服，对中原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则是全面和毁灭性的。这一历史对大汉族文明自信心的打击程度之深，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就使元朝以后的朱明王朝，对外来民族与文化，抱有极其严重的戒备心理；从而在郑和七下西洋广有建树之后，反而推行了“闭关锁国”的消极守成政策；放弃了中国人先于欧洲人发现的新大陆。这也就对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深远影响。
应该深入的认识到，明朝历史的276年时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承上启下、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完成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性跨越发展，走入了对外探索发现新大陆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其对外侵略扩张以为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革命积累财富的殖民历史。
而在欧洲人励精图治、在世界各地开疆扩土的时候；同时期明王朝的皇帝们，却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而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阻碍社会发展与思想进步的政策。如：在内政上设置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大搞特务统治；使明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甚至不敢随便说话，更不要说是交流思想（尤其是社会进步所必然对帝王统治不利的思想）了。因此，可以说特务统治与三纲五常一道，“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互利互补”、“相得益彰”的扼杀了中华文明思想的发展与进步，使人们缺乏一个起码的思想学术交流的历史空间。使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没有能够出现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
同时在经济上，明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一系列措施，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迫害商人的人格尊严，使商业没有为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积累足够的财富。而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形成法治、契约、民主、自由等等现代文明工业社会基因的；而且由于如果拥有强大的物质财富做基础，大商人就有了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实力的，而这也就是封建帝王所要极力防止出现的局面；所以，对商业的压制对皇帝们来说，也就是他们的一个中心任务。
顺便说一句，倭寇就是由于明朝的禁止海上贸易政策，而由中国人牵头带领有日本人参与的中国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倭寇最大的头领，就是汉人汪直〈真名：王直〉。（有条件可以参考中华书局出版《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一书）而禁绝海上贸易的措施，使中国人对外探索的意识被抹杀了；郑和对于禁海政策就曾经提出过警告：“若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明清两朝人都没有把郑和的警告当回事，结果就有了四百年后的“鸦片战争。
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社会阶层有着：“士农工商”的排列。使手工业与商业从业者的社会人格地位低人一等，限制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而由于相关社会人格地位低下，致使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就都不屑于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结果是：手工业工匠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不能将自己在长期社会工作劳动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提升到抽象理论的层次阶段；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极大的限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同样由于缺乏文化知识，中国的商人们不仅是没有思想意识进行更加有远见的贸易投资，而且会将赚来的钱买房置地，从而使自己蜕变为地主（也就是四种人之首的士，而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回归上流社会。）。同时，他们的低素质又不能有效的发展健全市场经济理论知识，这也就为后来中国近代商人们事业发展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明朝政府对军用民用技术装备（如：火器）生产的严格控制，采取官僚计划的方式指导生产。使有明一朝的手工业技术，难以得到跨越性的发展，使我国装备技术制造水平的发展进步速度，根本难以与西方同一时期相比；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技术装备制造水平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脚步了。由于长期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腐朽僵化的朱明王朝终于被一个还十分年轻的满清王朝所取代。
而取代明王朝的满清王朝，由于其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以也就有着其先天的致命缺陷。而为了能收取士人的人心巩固统治，满清几乎是全盘的接受了明朝的政策制度。并且为了更加巩固权力、稳定统治，而进一步加剧了政权专制独裁的力度；这也就让人民的思想与社会生产力头上的枷锁愈加沉重。也就使中国失去了最后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终于难以挽回的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病夫”！
可以说，这一切专制、封闭、迂腐、狂妄给中国留下的弊病之深，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与发展。当今社会上动辄就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日文化的社会行为，就是几百年对外封闭留下的仇视对外文化恶习。而特务统治的应用，更是被蒋介石发挥的淋漓尽致，实在不输明清“前辈”的“风骚”。而在解放后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受当时国际形势所迫，市场更是被计划给专了政。现在我们社会对劳动者、工人的歧视，也同样是传统上“一脉相承”的！至于许多“三纲五常”造就的恶劣风俗习惯，至今都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中国今天国家综合竞争力与个人素质竞争力差的原因，实在是有着太过曲折深厚的历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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