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把人们都引到**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黄艾华摘自《蔚蓝的思维———科学人文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钱钢）
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的一生是怎样的？
“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界却都在为袁世凯的孙媳鸣不平，甚至有人大呼：“这太不公平了。”“很清楚振宁和你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这是李政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访谈时所披露的一个细节，这段由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所表达的话涉及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往事。事实上，关于物理学界“双子星”的纷争决裂，远不如杨武之所描述的一般简单。署名之争1951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尚是情深意笃的挚友。这一年他们一同合作写了两篇论文，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这两篇论文原本是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发现，按理说应是让两人感情的黏合剂。当初杨振宁与李政道还因此而受到爱因斯坦的邀请，爱因斯坦对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极感兴趣，大肆夸赞了一番。可没想到两人却会因署名问题而出现嫌隙。两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为杨振宁在前，李政道在后，后一篇《格气和伊辛模型》则相反。外人看来这算是公平了，可李政道却因此不快，因为按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姓氏英文首字母进行排序，并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别。可杨振宁却告诉李政道，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李政道感觉这一要求很无厘头，因而刚开始并不同意，但最终还是依了杨振宁的意思。到了第二篇，李政道不愿再按照此种排序方式，于是说服了杨振宁按国际惯例使用姓氏首字母顺序进行冠名。这是李政道第一次对杨振宁心生嫌隙，当时他已不再希望与杨振宁合作，可杨振宁却希望能继续与他合作。但同时，李政道不清楚的是，杨振宁原本是想要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的，因为他想要帮助李政道发展科学事业。发生不快的事情，是因为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如果这一次仅仅是小火花，那么在诺贝尔领奖台上那一次署名之争就是燎原之火，那一次的不和让他们彻底分道扬镳。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正式领奖之前，外界宣传都是按国际惯例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杨振宁在那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到了领奖地点，杨振宁突然提出要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理由还是年龄。另外，杨振宁还表示其夫人杜致礼希望在晚宴时走在最前面让国王作陪，他则走在第二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对此感到很不解，毕竟得奖的不是杜致礼，另外如此在意顺序也非常不适。但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不希望在如此重要的场面闹出笑话就同意了杨振宁的请求。这件事已让李政道很不满，随后在1962年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里，杨振宁再次对署名顺序提出异议，甚至表示杜致礼的名字也需要放在秦惠前面，因为她年长秦惠一岁。李政道认为纠结于此太过无厘头，于是提出不必再合作了，两人就此决裂。“宇称不守恒”优先权之争从署名之争上看，似乎杨振宁总是能遂愿，他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吃太多亏”，甚至到了李政道提出不再合作的时候，他情绪激动至痛哭流涕，表示希望再次合作。可实际上，杨振宁并不总是被满足的一方，在两人最重要的成就上，杨振宁对功劳的分配曾颇有微词。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无异于“天作之合”，他们两位奇才共同研究出的物理成果总是具备在物理学界激起水花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直接把两人推上了诺贝尔领奖台，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可原是皆大欢喜的事，两人却偏闹起了脾气。两人争执的焦点在于“宇称不守恒”问题发现的优先权。李政道一方坚持该思想是由他独立提出的。按照李政道的说法，他在1956年四月上旬就已提出这一问题，但杨振宁是五月才真正参与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说，杨振宁在其中并没有做太多贡献。这样看来杨振宁提出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就显得很不合理了，牵扯到两人夫人名字的排名先后则更是无理。但杨振宁却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表示在1956年五月底，他因生病而无法亲笔撰写论文，他是在病榻上通过口述让夫人杜致礼代笔完成了《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这一论文。这篇论文给到李政道之后，李政道并没有做太多修改，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主要还是由杨振宁完成的。可李政道表示反对，因为该论文为物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报告，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代为书写的说法太过荒谬。对于这一争执点，李政道一方的说法还体现在《李政道传》中。这本书中写到，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最初是由李政道提出的，1956年四月底他与杨振宁见面后，就把该想法完全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起初并不认同李政道的想法，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但最后的结果是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且两人都有合作意愿，才开始正式投入研究。杨振宁当然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争执之下，旁人也总能有初步判断。关于宇称不守恒，两人都有无法抹灭的功劳，想法的确是由李政道最先提出的，可后来将之扩展到整个弱作用领域则与杨振宁分不开。但两人却丝毫不愿向彼此低头，这直接导致两人关系的决裂。曾为挚友杨振宁与李政道后来闹得如此难堪，让很多了解或见过两人感情亲昵之时的人感到惋惜。在物理领域，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被大家一致看好。杨振宁与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就读。只是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届，是李政道的师兄。杨振宁与李政道初次谋面即对彼此印象颇佳。杨振宁夸赞李政道为物理天才，并有意要提携这位师弟。李政道也认为杨振宁在物理领域极有天赋，属绝顶聪明之人。李政道后来李政道能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也是杨振宁的功劳。当时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得知李政道在美国加州工作得不愉快，便主动向普林斯顿院长奥本海默推荐了李政道。之后两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探讨与合作都是愉快的。两人得奖后尚未完全翻脸，那时奥本海默曾评价：“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在生活上，两人比邻而居，关系亲密。杜致礼与秦惠是密友，两家常有走动。他们的孩子也是从心一通长大，算得上是世交。杨振宁杨振宁与李政道在美国进修期间，李政道因有双份奖学金而经济较为宽裕。杨振宁与李政道及另一友人相约开小汽车出行。那辆小汽车是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的。两人的友谊从那时起就已非常深厚。但谁又能想到，两个相识几十年的人，到老也不愿重归于好呢？在某次公开活动上，杨振宁被提问与李政道的过往时，情绪激动地说：“我们不同消息，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话讲，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相信每一位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文章末尾为各位家长分享一本好书，都别错过了！拿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话来说：想要让孩子学好数学，第一步就是要先弄清数学的基本概念；其次是它的基本概念的由来，这就需要父母在辅导孩子数学题的过程中，陪孩子多读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籍，玩一些数学游戏。然而，攀登数学的高峰并非易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我也认为数学很枯燥，但一看到刘薰宇的数学书，感到很惊讶。你还能像这样学数学？”杨振宁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能够认可的数学老师刘薰宇是不会错的。刘薰宇又是谁？刘薰宇与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家相比，并不出名，因为他的精力主要在数学教学和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刘薰宇一生写过很多数学方面的书，最有名的便是这三本：第一本是《马先生讲数学》，主要讲如何用图解法求解一些算术四则问题第二本是《数学趣味》，主要讲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数学问题，我们讲万物皆数学，通过万物来学数学是最快的。第三本是《数学的园地》，这一册就有点难度了，里面讲了函数、连续、诱导函数、微分、积分和总集等概念及它们的运算法的基本原理。虽然有点深，但讲解的方法很妙，六年级的娃，还能看懂一部分的内容。同时把这书拿给孩子看，平时孩子也补习数学，有时候觉得上补习班有点枯燥。可孩子看这本书，却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能把他在补习班学到的东西运用过来。一看就看了个把小时还不觉得累！家长：实在是难得的好书！对于刘薰宇先生编著的这套经典数学科普图书，家长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家长表示“这套丛书总体上有一种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感觉，语言特别有说服力”
1922年9月22日，杨振宁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户杨姓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杨武之当时在安庆市的一所中学（位于怀宁）教书，对怀宁深有感情，所以给孩子取名为“振宁”。
在小振宁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去美国留学了。他的幼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乱军一到，母亲就抱着儿子惊惶地“跑反”，奔乡下，躲山洞。
杨家是个大家族，“振”字辈的就有33人，振宁是这个大家族里的长房长孙，整个家族对他寄托着厚望。母亲罗孟华是个善良、坚强且有理想的女性，在生命时常受威胁的时候，还坚持教子识字，一笔一画地写好，认认真真地教会。儿子是个极聪明的宝贝，一教即会，过目不忘，人称“神童”。杨振宁为此很感激母亲，终生不忘，曾这样回忆说：“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六岁那年，杨武之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在厦门大学执教，小振宁就跟母亲高兴地来到这个南方海滨城市，进入小学正式读书。因有母亲的家教垫底，他国文课学得特别轻松，不费劲就拿到高分。他把精力主要用在数学上，并渐渐产生了兴趣，成绩也是不错的。最让他头疼的是手工课，因为他天生是个左撇子，拿笔、用筷子都不方便，母亲费了好大一番精力才让他把吃饭、写字改成了用右手，可是他打乒乓球、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有一次用泥巴捏公鸡，他花了很大气力做出来后，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都说不是一只鸡，而是一节藕。父亲告诉他，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而手对脑也有反作用，双手灵，大脑聪。他明白这个道理后，下决心练习右手，终于右手灵活起来了。
杨振宁随父母在厦门只住了一年多，因父亲受聘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又随父母来到北平。当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可杨振宁因为有当过洋博士的父亲的庇护，不缺衣食，生活在美丽安静的清华大学校园中，很少与校园外的社会接触，因而能够幸运地度过一个平静的童年。
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的小学读书，学校的条件不错，老师和校舍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一流的。他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课余时间，他和同学们在校园中到处游玩，在草地上打滚，比赛爬树——他几乎爬遍了校园内的每一棵树。
小学毕业后，杨振宁进入北平崇德中学读书，这也是一所不错的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北平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杨振宁家搬回了合肥老家。可合肥也不得安宁，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日军进逼南京，合肥也人心惶惶的时候，父亲做出了决定，携带家人逃往昆明。一路上，杨振宁全家人历尽辛苦，途经汉口、香港、越南等地，绕道来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父亲受聘到西南联大教书，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二年级学习。当时四处流亡的中学生非常多，学籍各地不一，比较混乱，因此教育部在1938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中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杨振宁在流亡途中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功课不但没落下，反而自学了高年级的课程。于是，他在少读一年高中的情况下，以同等学历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大。这一年他16岁。
西南联大是在战争中成立的一所临时性质的大学，校舍条件非常差，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丁丁当当响个不停。教室的窗户上没有玻璃，屋外刮风时，老师和学生都把自己的书本用重物压住，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得满教室乱飞。每当日军的飞机飞临昆明的上空，防空警报突然尖厉地鸣响时，师生们还要匆匆躲避起来。
西南联大也有非常优越的地方，这些优越的地方使学习条件差这一缺陷变得无足轻重了。西南联大有着强大的教师阵容，这所学校是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在一起成立的，因此名教授、好教师非常多。杨振宁报考的是化学系，人学后却分到物理系，这使杨振宁能够幸运地在周培源、吴有训等名师的指导下学习。
西南联大的学习风气很浓，教授们讲起课来十分认真，学生求学的态度也都很好。
杨振宁认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他们指导杨振宁写论文，向他推荐书看，将杨振宁引入物理学的大门，使他眼前洞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两位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影响了杨振宁，为他指引了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
1944年6月，杨振宁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1945年底，23岁的杨振宁踌躇满志，考取了清华留美奖学金，在吴大猷教授的推荐下，不远万里，跨海越详，踏着父亲的求学路进入美国，他的目标是要投奔心仪已久的大科学家费米（原是意大利皇家科学院院士，被意大利物理学界戏称为“教皇”）旗下求学，一到美国就直奔芝加哥大学拜访费米。费米没有让杨振宁失望，他把这位抱负远大的中国学生介绍给他的同仁泰勒博士。在泰勒博士的指导下，杨振宁通过3年的奋斗，顺利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杨振宁的才能和智慧，受到了校方的高度重视，聘任他留校任教。
一年之后，在费米教授和泰勒博士的联名推荐下，杨振宁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久负盛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在这里，杨振宁开始向最高科学领域挺进，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一举震惊学界。32岁的他与米耳斯博士共同发表被称为“杨一米规范场”的理论，这是个里程碑式的辉煌成果。。
后来，杨振宁跟李政道博士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国际物理学界一片哗然，众说纷纭，形成一种极端激烈的争论气氛。为了支持来自祖国的同胞师弟，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组织队伍开始就此理论进行实验验证活动，不少科学家对此大感吃惊。然而，科学毕竟是科学，真理毕竟是真理。吴健雄的实验证明杨振宁、李政道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后，轰动了整个物理学界，因而于1957年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莱恩博士在授奖仪式上高度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两位物理学家由于对所谓宇称守恒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从而导致次原子粒子方面的重大发现……这两位获奖者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推翻了30多年来被普遍认为是自然基本定律的所谓宇称守恒定律。”
杨振宁、李政道，还有吴健雄，这三位杰出的中国人，让1957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物理年，让全球的华人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1980年获得提姆福德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还有多项荣誉学位，又是中国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