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纪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一提纪晓岚大家肯定会想起来，那个拿着大烟袋，拥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纪晓岚，纪先生。其实纪昀就是纪晓岚。
纪（jǐ）昀（1724年7月26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河间才子，谥号文达，直隶沧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jǐ）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影视剧形象的纪晓岚，有铁齿铜牙，三寸不烂之舌，身材高瘦，但根据史料记载，因纪（jǐ）晓岚本人肥胖，近视，患有轻度口吃，所以颠覆了常人对他的印象。（本作者最喜欢的就是张国立老师的纪晓岚，铁杆粉丝哦。）其实我们看古人不是看长相而是看他的才华。
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461种；存目书6819种，93500余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纂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因《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
话说当时纪先生的《阅微草堂笔记》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
除此之外还编撰了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卷、《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四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PS其实咋们纪先生的作品很多，只不过因为手头资料有限，而且时间紧就没有详细一点。）
在作者看来，编著《四库全书》只是咱们乾隆皇帝一时兴起，因为当时并没有写《四库全书》的必要，只是咱纪先生所在的翰林院那是比较闲，而因为一个管事无意说翰林院工作比较清闲，乾隆皇帝听了之后便让纪昀主持编著《四库全书》。
文溯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
《四库全书》不是一本书，是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撰的大合集，纪晓岚是主编。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即为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盛京皇宫珍藏中最为著名的藏品之一，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入藏盛京文溯阁以来度过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经历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又远离他乡的命运，是沈阳故宫完整保存却又难以“书阁同一”的一份最珍贵的文物藏品。
文溯阁外景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弘历出于加强文化统治和炫耀“盛世功德”的需要，下诏征求天下藏书，并于翌年正式设馆，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永乐大典》、敕撰等得来之书，统一体例编纂《四库全书》。考虑到该书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乾隆皇帝又传旨在书成之后即应抄录七份，分贮于先后动工建造的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以及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 文津阁、盛京皇宫文溯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等七个地方。
这样，以《四库全书》作为纽带，遍布于清帝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七阁建筑由此被联系在一起，文渊、文源、文津、文溯阁被称为“北四阁”或“内廷四阁”，文汇、文宗、文澜阁被称为“南三阁”或“江南三阁”。
位于西路的文溯阁属于盛京皇宫的晚期建筑，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与其他六阁的格局基本相同，均是仿照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之制而建。该阁位于沈阳故宫西路，外观为二层，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式，面阔五间，加西侧楼梯间为六间，进深三间；阁下层前后均出檐廊，额枋绘画“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苏式彩画图案，画面上的蓝绿色调与内外廊柱的绿色相配，给人以清爽文雅之感；前檐两侧山墙各有券门，其上悬砌绿琉璃垂花门罩，门下各有四级踏跺。
文溯阁内景
文溯阁外观为二层建筑，其实阁内为三层式建筑，在阁内上下两层中间的东、北、西三面，另外加有一层回廊式的格局，俗称“仙楼”，其北面约占二米多宽，东西两侧各占一间之地，使阁内正中三间形成二层高的敞厅。另外，在阁内下层靠北，又以槅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形成高低错落前后掩映的多变布局。在内外设计上体现出江南建筑的精巧别致与科学实用，在这些通风良好、结构合理的古建筑之内，乾隆皇帝倾注极大心血的《四库全书》自然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藏。文溯阁之名按照乾隆皇帝的本意，乃是合乎周诗“溯涧求本之义”，是其“不忘祖宗创业之艰， 示子孙守文之模”思想的体现。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部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纂的大型图书总集，在当时曾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的，可以说是一部任何个人力不能企及的“天书”，它共有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总计三万六千多册，由于卷帙浩繁工程浩大，全部参与其事的人数达四千四百多人。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第一部抄录完成，共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书成后仅抄录一项就征调全国三千八百余名落第举子。朝廷在全书收集、整理、编纂、抄录、装订、运输过程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已不能用任何金钱数字准确计量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春季，第一部“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并正式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不久，第二部“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也全部抄录完成，并运往盛京尊藏，为的是让乾隆帝在第四次东巡在盛京宫殿驻跸期间，能够在新建的文溯阁内阅看《四库全书》。
入藏盛京皇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先后共分五批陆续运抵盛京：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 十一月，第一批一千函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五百七十六函由京运抵盛京，正式入藏文溯阁内；一个月之后，第二批图书由京运到，计一千四百九十一函；翌年（1783年） 正月，第三批一千五百函运到；二月，又运到第四批一千五百函；三月，运到第五批二百六十函，另有空书匣三百六十四个；同年九月初，又由京送到《四库全书总目》二十函、《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函、《四库全书考证》十二函。至此，三万六千册“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已全部运送完毕，并按经、史、子、集各部整齐有秩地摆放在文溯阁书架上。
文溯阁中的藏书木架按建筑结构分置于阁内三层，每个书架上标刻有“ 《四库全书》×部第×架”，以利于查阅者能尽快找到所需书籍。阁之下层存放着《四库全书》“经部”二十架共九百六十函及《四库全书》之《总目》《考证》和《简明目录》三十五函；阁之中层“仙楼”内存放《四库全书》“史部”三十三架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阁之顶层存放《四库全书》“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共二千零一十六函。除《四库全书》而外，文溯阁下层另外还存放着《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共五百七十六函。
《四库全书》系清乾隆时期由内府督办的精品写本，图书装帧十分精美，每册书函之外盛以特制的楠木书匣，既美观贵重，又能很好地保护图书。全书所有卷册皆为软面包背装，各册封面采用不同颜色绢料以区别内容之不同，其中“经部”采用绿色绢，“史部”采用红色绢，“子部”采用青色绢，“集部”采用灰色绢，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考证》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则采用**绢。数万册图书以数种颜色的封面标示内容差异，增加了全书的美观性，更可以一目了然本书的类别，以利于取还与阅读。
除书匣及书籍外表精美设计外，《四库全书》在内部装帧和版式设计上也十分考究，书卷内用纸均采用洁白坚韧之开化榜纸，书页的框界为朱色细栏，版心上栏题写“钦定四库全书”，页中题有各册具体书名，每种书卷之首冠以内容提要，每册在首、尾二页均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全书虽有数万册之多，但各卷均以绢秀的工笔楷书细致缮写，翻开扉页，只见雪白宣纸上红框栏黑文字，令人开卷有益，其乐融融。全书不足之处是有的卷册在抄录中为赶时间而稍过潦草，又因卷帙繁复，时有改正，终清一世未及全部校点和补充。
文溯阁门额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九月中旬，清高宗弘历在盛京东巡祭祀完永陵、福陵、昭陵三座祖陵后，驾临久别的盛京宫殿，并在宫内驻跸五日，先后主持举行一系列祭祀及庆典活动。九月二十日，年逾古稀的乾隆帝在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颙琰、皇十七子永璘及内阁大学士陪同下，来到建成不久的文溯阁内，见到了饱含无数人心血的《四库全书》，为大清帝国文化事业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915年初，奉天（沈阳） 故宫文溯阁内所藏《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文物，因北京故宫外朝古物陈列所展览之用，被北洋政府调往北平（北京），放置于北京故宫保和殿等处，归古物陈列所保管和展览。
1925年，奉天（今辽宁） 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赴北平参加“清室善后会议”，他们在参观古物陈列所时，于保和殿内看到作为陈列品的部分文溯阁《四库全书》。当时，正值奉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北平政局处于奉系控制之下，冯广民等人先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回北平访问相关人士求得支持，最后经过内阁会议通过。
是年8月，冯广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三十余人，用八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于8月7日将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和五千余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回沈阳，暂存于省教育会所属文庙内，此事在当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的一大喜事，省教育会还特别组建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26年6月至9月，省政府拨专款对文溯阁内外建筑加以整修。
1927年初，在他乡异地漂泊了十余年的《四库全书》终于完璧归赵，回归文溯阁，实现了“书阁合一”的美好梦想。1931年6月，省教育会特意镌刻一方《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砖碑，将其镶嵌于文溯阁外东面的墙壁上，以纪念这一宝藏的回归。
1935年，日伪统治期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以文溯阁多年失修及保护阁内藏书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二层楼书库，其建筑为钢筋水泥结构，门窗皆包以铁皮，库内放置钢制组合书架；1937年夏，即将文溯阁原藏《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库。
1948 年6 月，民国政府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故宫。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又将《四库全书》运回沈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溯阁及《四库全书》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受到特殊保护。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因沈阳距离朝鲜战场较近，故将《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运往黑龙江北安保管，至1954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复运回沈阳故宫保管。
1965年8月，中苏（俄） 外交关系趋于紧张，鉴于当时备战形势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的安全，中央及省市政府决定将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移往甘肃省暂存。1966年10月，《四库全书》被拨运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后运至永登县专库收藏保管，从此，文溯阁《四库全书》与原阁分离，至今仍留给世人书阁天各一方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