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作为史学家，司马迁的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历史精神》是钱穆先生在1951年应邀去给高级军官做演讲时分享的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这本书分为七讲，主题鲜明，内容依演讲顺序分别为：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国历史上的国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以及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